要求教区为他们贫困的租客支付租金。如果教区本身拥有充足的房产，那里的穷人也可以申请以较低的租金租下。
不过对于大部分教区来说，他们的房产就是济贫院，只不过由于条件过于简陋，所以大部分有劳动力的青壮年基本不愿搬进去，唯有那些流浪儿、残疾或者患病的穷人会选择在那里居住。因为不管条件再怎么差，最起码济贫院是免费的。
而对于孤寡老人和孤儿，他们可以寄居在教区指定的护理员家中获得照料，护理员的薪资则由教区支付。
除此之外，另一项较为普遍的救助是医疗救助，根据各个教区财力的不同，救助项目各不相同。
从18世纪中期开始，落后的教区会雇佣专门的医生，普通的教区会和医院签订年度合同，富裕的教区则会直接建立济贫医院，以帮助辖区内的贫民进行疫苗的预防接种、提供药品药物、接生、祝愿治疗等医疗服务。患病贫民也可以选择居家治疗，而他们的亲属也必须承担起基本的照顾责任，并可以从教区那里获得酬劳。
而每到逢年过节，又或者是碰上当地乡绅捐款做功德的时候，教区还会向穷人发放诸如食物、衣服、燃料、洗涤用品等生活必需品。运气好的话，有时还会领到一些钱。财大气粗的教区甚至会发放维修房屋的材料和工匠的工资等等。
虽然在这些济贫事务当中，经常会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穷人数量的不同出现较大差异。但是至少在《伊丽莎白济贫法》颁布至今的200多年中，这项法案确实起到了相当程度的救济贫困、减轻社会矛盾、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。
在这200年的过程中，《伊丽莎白济贫法》还通过了数次修正案，以提升社会赈济效果。
而辉格党之所以打算对《伊丽莎白济贫法》动刀，主要是由于1795年通过的《斯皮哈姆兰法令》。
当时，根据伯克郡的18位法官的调查研究，他们认为应当根据面包价格和家庭规模来给予穷人救济，而不论他们实际挣得的钱有多少，从而保证穷人可以得到一个最低收入来养活整个家庭。
如果用现代一点的话来说，那就是他们决定把救济金与食品价格通胀指数挂钩。
根据法官们的计算，假设1加仑面包价格为1先令时，一个贫困的人每周需要3先令收入才能满足自身需求。
而为了维持家庭成员的生活需要，家庭每增加一人，则每周的收入需增加1先令6便士。当面包的价格在1先令之上每上涨1便士，他每周就需要多支出3便士，每位家庭成员则需要多支出1便士。
如果他的工资水平达不到这个标准，那么教区应该在救济金中替他补足。
作为一项提倡社会公平的财富再分配计划，《斯皮哈姆兰法令》的提出无疑是成功的，许多原本按照标准无法领取救济金的穷人也因此得到了社会救济，并得以借此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。
但是对于政府财政来说，《斯皮哈姆兰法令》的通过无疑是灾难性的。
由于物价的逐年上涨，与通胀指数挂钩的‘工资补贴’也狂飙突进。仅在1817到1832年间，全国济贫支出便猛增23%，政府财政不堪重负。
更糟糕的是，由于工人的工资差额会由政府补足，所以许多劳动密集产业的工厂主会刻意压低工资价格，因为哪怕他们只开每周一便士的工资，教区也会将工人收入补足到满足基本生活需求。
加之，由于穷人只能在户籍地的教区领取工资补贴，所以在一定程度上，这也限制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。
种种因素加在一起，自然不能为信奉自由主义的辉格党所容。
从他们的角度来看，《废奴法案》《工厂法》《新济贫法》虽然是三项改革举措，但实际上却是一套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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