按照一件真实案例改编的。
那位大帽商在上当受骗后找到了大巴黎警察厅报警，案子正是由当时还在保安部任职的维多克督办的。
但遗憾的是，工人和他雇的大学生一早就带着钱溜出了巴黎。维多克最终只在工人的居所里找到了一张便条，上面明明白白的写着这笔账应该要算到维多克身上去。因为维多克如果没有在去年起义时那么卖力，也许这个时候共和国就已经成立了，那他的帽子也就不会因此滞销，也便不会要出此下策欺骗他人云云。
维多克对此恨得牙痒痒，发誓一定要把这群骗子捉拿归案，但是还没等他发力，他自己便因为大巴黎警察厅的权力斗争被强制退役了。
或许是因为他对此事记忆太深，所以当亚瑟需要一个合适的背景时，他就干脆把这个故事套了过来，以便给自己出出气。
克拉拉听到这个故事，免不得要教训这位在她看起来前途光明的年轻人：“这都是你急于求成的结果。你同我一样，在巴黎看到那些人漂亮的新裙子、时尚的首饰、奢华的马车，于是便叫这花花世界迷了眼，想要立马过上和他们一样的日子。就是你的这个心态，才让那么多心怀不轨的家伙钻了空子。”
亚瑟只是唉声叹气道：“女士，我也是叫人骗了。那卖帽子的纺织工来寻我的时候，只说是美国公司来巴黎招聘采购专员，我上了他的恶当，去市区里的帽子店到处下单。结果案子爆出来以后，他已经拖家带口的消失不见。主犯没了，我这个从犯便成了替罪羊。他们把所有的债务都归到我的脑袋上，这才欠了一万法郎。”
克拉拉安慰道：“我先前就说了，在巴黎这个大社会过日子，你必须把你在书本上学到的那些虚假的故事抛开。这里到处都充满了欺骗，人与人之间每天都在上演无情无义的背叛。哪怕是你最信任的朋友，在促膝长谈的一夜后，第二天黎明刚刚睁眼，便会毫不犹豫的在你的腹心捅上一刀。”
亚瑟点头认同道：“女士，昨天你同我说的话，我整整想了一晚上。拿破仑在1793年是革命党，1804年却戴上铁铸的皇冠。那些在1792年时高呼‘不平等母宁死’的革命派，到了1806年时却一个接一个的接受了贵族头衔的封赏。
可见在法国，不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道德方面，每个人走到终点都推翻他的出发点，不是用行为推翻主张，便是用主张推翻行为。政府也罢，个人也罢，根本谈不上逻辑。因此，那些循着历史道德主义的家伙连知名的学者都做不上。
在这个国家，成功便是至高无上的理由，可以替所有的行为辩护，不管哪一种。事实本身毫无作用，重要的是人家看待事实的态度。那下作的骗子只不过是弄了一身光鲜亮丽的行头，我便真的以为他是美国来的大船主了。
由此可见，只要外表装点的好看，藏起生活的内幕，只拿出灿烂的一角，便足以让大部分人都觉得你足够高尚。大人物干的丑事不比穷光蛋少，但他们和穷光蛋的不同在于，他们的丑事都是在暗地里干的，他们平时炫耀德行，所以始终是大人阁下。
而我这样的呢？我在暗地里发扬美德，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了我的倒霉事，所以我才被人轻蔑。只要我从今往后能宣扬高尚的品质，不叫人看到我的疮口，那我也能成为人人敬仰的道德君子。我当然可以公然爱上一个女戏子，和她同居，这是我们俩的自由，没什么人好责备。不过如果我同公众的意见对立，不服从社会的规则，也就得不到社会的尊重。”
亚瑟虽然表面上是在陈述自己的心路历程，但是暗地里却是在点克拉拉。
这位泼辣的法国姑娘虽然把梯也尔的话倒背如流，但可惜的是，她对于这些话的理解却并不多。
看在她先前那段话对自身的启发上，亚瑟还是委婉的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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